拿破仑之所以发动对俄战争，是因为他不能不去德累斯顿，不能不被荣耀冲昏头脑，不能不穿上波兰军服，不能不受六月早晨的鼓舞而野心勃勃，不能不先在库拉金面前、后在巴拉歇夫面前大发雷霆。

亚历山大之所以拒绝一切谈判，是因为他觉得受了侮辱。巴克莱·德·托里之所以力求用最高明的方法指挥军队，是因为他要恪尽职守，并博取伟大统帅的名声。尼古拉之所以跃马向法军冲锋，是因为他无法克制在旷野上疾驰的欲望。同样，无数参战的人也都各凭自己的性格、习惯、条件和目的而行动。他们又恐惧，又虚荣，又快乐，又愤怒，他们议论纷纷，自以为了解他们的行为，而且是在为自己行动，其实他们全是一些身不由己的历史工具，做着他们自己并不明白而我们却是了解的事。这就是一切实际活动家的必然命运：他们官做得越大，就越不自由。

现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个人作用早已完全消失，所留下的只有历史的结果了。

不过，假定说拿破仑统率下的欧洲人不得不深入俄国腹地，并在那里灭亡，那么，参加这一战争的人互相冲突、残杀而毫无结果，这种行动我们倒是能理解的。

这些追求个人目的的人注定要造成重大后果。这样的后果拿破仑没有料到，亚历山大也没有料到，参加战争的其他人更没有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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