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皇帝离开后，莫斯科一切恢复正常。城里生活如旧，使人很难想起一度高涨的爱国热情，很难相信俄国真的处境危险，还有英国俱乐部成员也是愿意奉献一切的祖国好儿子。唯一使人想起皇帝驾临莫斯科时爱国热情高涨一事的，是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而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响应，成为非实行不可的法令。

随着敌人的逼近，莫斯科人看待自己的处境不仅没有变得严肃些，相反变得更轻率了。人们眼见大祸临头时往往是这样的。每逢大祸临头，人的心里总会响起两个同等强烈的声音：一个声音非常理智地说，人应该考虑自己处境的危险和避免危险的方法；另一个声音更加理智地说，要预见一切和逃避大势是非人力所能及的，因此面临危险时还是别去想它，否则太痛苦，还是多想想快乐的事为好。单身独处，人往往听从第一种声音；众人群处，人往往听从第二种声音。现在的莫斯科居民就是这样。在莫斯科，人们好久没有像今年这样欢乐了。

拉斯托普庆的传单上画着一家酒店、一个酒店掌柜和莫斯科小市民卡尔普施卡，他加入民团，在酒店里多喝了几杯，听说拿破仑要进攻莫斯科，不禁大发雷霆，把法国人都臭骂一顿，走出酒店，在鹰徽下向集合的民众说话。这份传单像华西里·普希金的打油诗一样被人们传阅和议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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