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春，肯定是两江总督伊里布一生中最不寻常的时期之一。他跌落于先前闻所未闻的境地。

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初的日子里，这位被后人称为“投降派”（或主和派，或主“抚”派）主力队员的封疆大吏，一开始也是主“剿”的，就像道光帝和琦善一样。

1840年7月9日，履新未久的伊里布，遵旨严防鸦片海上走私，刚刚查勘了吴淞等地的海口情形，检阅营伍，回到苏州时，突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咨令，得知有“夷船”在浙洋游弋。次日，又奉江苏巡抚裕谦转来的浙江藩臬两司的禀报，得知定海一带有“夹板夷船”20余只。他的第一反应与前叙道光帝的态度完全一致，认为“显因粤、闽二省驱逐严密，阑入浙洋，居心叵测”。尽管他此时还不知道中英两国已经开战，甚至不知道来犯者为何国之“夷”，但都不影响他立即于7月11日重返吴淞海口，并定下对策：若“该夷”竟敢闯入江苏海面，就先行封港，杜绝勾结（也无须英军实行封锁了），然后示以兵威，驱逐出境。与此同时，他还飞咨沿海各省将军督抚，通报军情。

7月13日，伊里布到达吴淞，与闻讯先期赶到的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会合。次日，又得浙江消息，称“夷船”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定海，一路向西驶去，不知其目的。伊里布恐向西驶去之“夷船”将窜犯江苏，便立即作出一连串的决定：一、在海防的重点区域宝山（含吴淞）、上海、崇明三处，部署防兵共1万名，以备接战；二、从藩、运两库中支银4万两，暂充军费；三、令江苏布政使办理火药军资，务期足用；四、令江苏按察使整饬驿递，保证奏折、谕旨及各处文报畅通无碍，便于情报和指挥；五、自己坐镇上海宝山之间，就近实施指挥。尽管如此，他对局势仍未有充分的估计，在奏折中说明，一旦接到浙江“逆夷就歼”的消息，立即“撤防驰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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