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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东南壁垒的倾塌 一 璞鼎查的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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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多年来,在鸦片战争史的述说和研究中,杨芳和奕山,大多是以丑角的面目出现的。虽说他们在捏谎方面,也确实与小丑无异;但将他们的失败,归结于好色、贪货、抗敌意志不坚定等道德上的非难,或称之为愚笨、失措、临机处置能力差等智商上的缺陷,就使得人们长久地未究诘事理,幻想着制“夷”的英雄。战争失败的必然性,并没有因为杨芳—义律停战协定、奕山—义律停战协定而明朗。

但是,同在东南的福建和浙江,情况就不同了。

在陶澎故去,林则徐、琦善、伊里布、邓廷桢先后斥革之后,道光帝大胆使用新人。邓廷桢的闽浙总督的职位,由颜伯焘继任;伊里布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的官差,由裕谦接手。道光帝恐颜伯焘难以顾及闽、浙两省的千里海防线,便命裕谦常驻浙江、兼顾江苏,为颜伯焘分担责任。

作为新进的颜、裕二氏,于1841年初走马上任,一位坐镇厦门,一位长驻镇海,皆为军事要地。他们的抗战言论最坚决,在一班力主“剿夷”的官吏士子中,深孚清望。他们的筹防措施最彻底,分别在其防区,建起了坚固无比的壁垒。他们是道光帝以及朝野官绅心目中的长城。

但是,当英国的军舰鼓浪而来时,东南的壁垒倾塌了。

知道历史结论的后人,有幸看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1841年初,当琦善在交涉中的懦怯激起身居京师的道光帝的不满,圣旨中叠受训斥时,远在伦敦的英国外相巴麦尊,也正在为义律的低姿态外交而光火,训令中狠狠批责。琦善因英军强占香港而革职抄家锁京,而英军此举的所谓依据——并不能成立的《初步协定》,也使得义律丢官卸职。如果不计较广州至北京、澳门至伦敦的地理因素而造成的通信时间的差异,那么,可以说,琦善和义律是因同一原因、在同一时间分别被各自背后的主子罢免的。若非伦敦比北京更远,杨芳和奕山面前的对手,就不再是这位义律,而是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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