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此时决定的“抚”，与他在战争初期主张的“抚”，含义并不相同。一年半之前，他并没有打算接受英方的条件，一切举止与古已有之的“抚夷”方式并无二致。一年半的战争使之明白，不作点让步不行了。

用今天的政治概念来衡量，以对方条件的全部或部分来停止战争，无疑是“投降”。可在当时人的心中似乎还不这么看，认为仍是“抚”。这不仅是为了“天朝”的面子，还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术语中，“降”意味着向敌方的臣服。

然而，被“逆夷”打痛而屈行“抚”计，到底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作为“天朝”官员的刘韵珂由“剿”转“抚”都经历了一番思想的挣扎，身为“天子”的道光帝更是心有不甘。

1842年5月9日，耆英到达杭州。

按照道光帝“先剿后抚”的如意算盘，由扬威将军奕经主持“剿”，获胜后由钦差大臣耆英主持“抚”。然而，耆英的到来，似乎给奕经一大刺激，于是他接连向道光帝奏报定海烧英船获胜、英军为其逼迫而放弃宁波、清军即将进攻镇海……这一连串的“好消息”，使道光帝振奋，暗生怀疑不必行“抚”计。与奕经相反，耆英一到浙江便陷于失败主义泥淖，上奏时情绪悲观失望，很为道光帝不喜。当英军稍有动作，耆英决计立刻实行“羁縻”，而不遵照“先剿后抚”之旨意时，道光帝的不满又超出了容忍的极限，于5月25日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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