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先生完全没有料到窑工骚动会来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

“五卅”沪案、“六·二三”穗案发生以后，坐镇伦敦的公司总董雷斯特·德罗克尔曾经两次电告天津的驻华总理约翰·康德，要约翰·康德密切注视“五卅”运动之动态，预言，此一反帝骚动有迅速蔓延全国之态势，并指示约翰·康德，为求缓和计，可相机增加工人工资，适当改善劳动条件。接到电报后，约翰·康德曾匆匆来矿巡视，征询查尔斯的意见。查尔斯反复考虑，拿不定主意，从当时矿区的情况来看，尚无罢工的征兆，可他又不敢向约翰·康德拍胸脯，打包票，便悄悄溜到徐州城内天主教神甫约翰逊处讨教。

约翰逊是中国通，据说能看到中国人的骨头里去。他来华传教达二十一年之久，到过京津沪等几个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也在最贫穷的北方乡镇落过脚。

查尔斯先生诚惶诚恐地问他：“约翰逊神甫，您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您看沪案引起的风潮，会不会波及到我们德罗克尔公司？”

约翰逊侃侃而谈：“中国民族，是个懒惰、松散、不可救药的民族和我们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干任何事情，都只有三分钟的热度，通观一下他们近代的历史，即可充分证实这一点。洋务运动，不是很热乎了一阵子么？后来怎么样了？维新变法，不也喊过几天么？后来又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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