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西南地理环境条件和西南敌情部署的特点，早在1949年5月23日发出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指示中就明确提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的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诸敌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9月12日，又进一步指示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基于这样的方针，对第二野战军的行动又先后作了具体的规定：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担任大迂回任务，由赣南就势于10月出广东，而后再由广西兜击云南，彻底截断敌军逃窜国外的退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广州解放和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的动作，取道湘西、鄂西，挺进叙府（宜宾）、泸州、重庆之线，直出贵州，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白崇禧的联系，以位于宝鸡地区的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等部，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即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而后协同第二野战军聚歼胡宗南集团，并迅速扩占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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