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正式晋升仪郡王永璇为仪亲王，贝勒永璘为庆郡王，绵亿封履郡王，另有皇室成员俱受封赏。

内阁、军机处，京城防务及各重要部院官员安排就绪后，嘉庆想，现在是与和珅算总账的时候了！嘉庆首先从“教匪”一事开刀，嘉庆想，和珅在起草《遗诰》时，企图以“蒇功在即”的只言片语掩盖一切弊政恶习，开脱自己的一切罪责，那就首先从这里向天下发出信号，号召天下讨伐和珅，从而顺理成章地逮捕和珅。于是嘉庆帝通过军机大臣发出上谕曰：

“谕军机大臣等。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缴部落，无不立奏荡平。若内地乱民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珍灭，从未有经历数年之久，廉饷里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即如在京谙达、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其自军营回京者，即平日贫乏之员，家计顿臻饶裕，往往托词请假，并非实有祭祖省墓之事，不过以所蓄之资，回籍置产。此皆朕所深知。可见各路带兵大员等有意稽延，皆蹈此端牟利之积弊。试思肥橐之资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即屡次奏报所擒戮者，皆朕之赤子，出于无奈，为贼所所协者。若再加之朘削，势必去而从贼，是原有之贼未平，复驱民以益其党，无怪乎贼匪日多，展转追捕，迄无蒇事之期也。自用兵以来，皇考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即大渐之前，犹频向捷报。适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仰窥圣意，自以国家付托有人，他无可谕。惟军务未竣，不免深留遗憾。朕躬膺宗社之重，若军务一日不竣，朕一日负不孝之疚，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臣，因为不忠之辈，何以仰对皇考在天之灵？伊等即不顾身家，宁忍陷朕于不孝、自列于不忠耶？况国家经费有常，岂可任意虚康生耗，日复一日，何以为继？又岂有加赋病民之理耶？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即如数年中，惟永保曾经交部治罪，逾年仍行释放。其实各路纵贼窜逸者，何止未保一人，亦何止一次手？且伊等每次奏报打仗情形，小有斩获，即补叙战功；纵有挫衂，亦皆粉饰其辞，并不据实陈奏。伊等之意，自以皇考高年、惟将吉祥之语入告。但军务关系紧要，不客稍有隐饰。伊等节次奏报，杀贼数千名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亦不过任意虚捏。若稍有失利，尤当据实奏明，以便指示机宜。似此掩败为胜，岂不贻误重事？军营积弊，已非一日。朕总理庶务，诸期核实，止以时和年丰，平贼安民为上端。而以军旅之事信赏必罚，尤不肯稍纵假借。特此明白宣谕：各路带兵大小各员，均当涤虑洗心，力图振奋，期于春令，一律剿办完竣，绥靖地方。若仍蹈欺饰，怠玩故辙再逾此定限，惟按军律从事。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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