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60年底，在大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科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摸索氢弹原理。

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门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开始全面开展关于氢弹理论的研究。

1965年，周恩来在听取刘杰关于中国还需要三年到五年时间才能爆炸氢弹的汇报时指出：三年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他要求核工业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上报中央专委。

当时的二机部组织人员对氢弹理论进行了探讨。人员分两个组：一个组是由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周光召等人领导的九院理论部，另一个组是由于敏、黄祖洽等人领导的北京401所（原子能研究所）。1964年12月，九院副院长吴际霖提出用一年时间突破氢弹理论设计。1965年初，二机部党组决定将两组人员集中到九院，同心协力进行原理攻关。

1965年2月3日，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强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主旨是尽快突破氢弹技术向战备核武器的高级阶段发展，周总理主持专委会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于是，一场研制氢弹的攻坚战悄悄地打响了。

在吴际霖、朱光亚的具体组织领导下，整个九院和核工业厂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与此同时，二机部和全国相关单位积极行动起来。兰州核燃料厂克服重重困难，于1966年按期拿出了合格产品，许多具有特殊要求的元件、电子仪器、多用设备被源源不断地运到氢弹生产制造厂，保证了氢弹研制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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