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今日,秀吉除了日本的统一和向大明国的讲和外几乎甚么也不考虑了。
“这两件事不完成,我死不瞑目!”
当然了,这件事从性格上来讲是对谁都不能发牢骚的。因此秀吉已经是超脱凡人而发出光辉的民众的太阳。
可是,在五月十七日能乐演出过程中,他感到一阵目眩,心中不禁十分愕然。
(如果在这时又发病的话……?)
这样一想,他便连向正在观看演出的天子(后阳成天皇)表明暂时回避的功夫都没有。因为这时是严禁把秀吉病倒的消息传出去的。对当时的日本来说,秀吉是无论如何不能倒下去的。
他急急忙忙地回到伏见城,然而这个也被巧妙的政治利用所代替。
为了掩盖自己的疲劳,假装让别人看出是因为秀吉不喜欢皇宫里的空气造成的。
皇室大为吃惊:“这肯定是因为太合去年有病,公卿们没有祝贺新年而不高兴所致。”
出于这一判断,二十五日向伏见城派去敕使。
当时随行的人,可以说包括了从诸门派别到各位大小诸侯。以若宫智仁亲王为首,有九条兼孝、近卫前久、二条昭实、鹰司信房、鹰司信尚、足利昌山、照高院道澄、青莲院尊朝、大觉寺空性、妙法院常胤、醍醐三宝院义演、梶井最胤、竹内良恕、一乘院尊势、随心院增孝、德川家康、久我敦通、前田利家、织田秀信、上杉景胜、小早川隆景等等,一个个并排而坐接受敕使的口信。由此可见,秀吉的政治目的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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