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半，彼得·弗莱明的闹钟响了。他关掉闹钟，打开灯坐了起来。在他一旁的英格平躺在床上，双眼瞪着天花板，就如同一具没有表情的尸体。他望了她一会儿，便起了床。

他走进他们哥本哈根公寓的小厨房，打开了收音机。一个丹麦播报员正在读一份德国人发表的悼词，致海军上将卢金斯——十天前他和俾斯麦号一起沉没了。彼得把一小锅燕麦片放在了炉子上，然后拿出了一个托盘。接着，他切了一片黑面包，又煮了一壶代用咖啡。

他心情不错，并很快想起了原因。昨天，他正在负责的一个重要案件终于有了头绪。

他是哥本哈根罪案侦查科机密组的侦查员，主要工作是负责锁定联盟的组织者、共产党、外国人以及其他可能制造麻烦的群体。他的上司，也就是整个科的负责人，是弗莱德里克·朱埃尔警长。那是个聪明却懒惰的家伙。他毕业于著名的詹斯博格·斯科尔，崇尚无为而治，放任自流。他是丹麦海军史上某个英雄的后裔，但显然，到他这一代，祖上的英勇豪情已经消失殆尽了。

这十四个月以来，他们的工作范围扩大了，德国的反对者也变成了他们的监控对象。

目前为止，唯一可以看到的抵抗行为就是奥鲁夫森家的男孩那天拿着的地下报纸《事实》的传播。朱埃尔认为这种报纸无伤大雅，甚至有可能会起到“安全阀”的作用，以宣泄民众的情绪。因此他拒绝去追踪报纸的出版者，这种态度让彼得很是恼怒。让罪犯公然地存在，继续他们的罪行，这对他来讲实在是太疯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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