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初，中央苏区四周除南线形势较为平缓外，东、西、北三线战况则更加惨烈。

敌加速南下，前线坏消息一个接一个飞报而来。

情况已万分危急，突围转移的秘密工作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确定干部的走、留名单。

谁走？谁留？中央高级干部的名单基本上由博古圈定。

当瞿秋白的名字被博古圈入留守者之列时，张闻天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已见，并理由十足地说：“瞿秋白正患肺病，身体很差，怎么能长途行军呢？”

听起来合情合理。其实，当时身体有病或重病的又岂止瞿秋白一人呢？

像邓颖超、王稼祥，还有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不都参加了长征并安全到了陕北吗？

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一伙的宗派思想在作祟。瞿秋白曾因反对王明、博古一伙的宗派活动而蒙受打击，并一直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不信任。特别是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更是对瞿秋白新的沉重一击。

决定指出：“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新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

狄康即瞿秋白。他原名瞿船，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苏常洲。1919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时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领导成员。1920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考察。其间，曾写出《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俄罗斯革命论》等作品及数十篇“旅俄通讯”，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是十月革命后第一个直接考察报道新生苏维埃国家各方面情况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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