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彬如

我和周恩来同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识了。当时我们都在广州，他任中共粤区军事委员会书记，我在中山大学任党总支书记和粤区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书记。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恩来同志出席“六大”回国后，到天津主持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会议精神，整顿北方党的工作。我被派去为这次扩大会议作筹备，以后又留在天津工作。

1928年10月，我正在上海“预备留苏学生支部学习班”准备去莫斯科学习。陈潭秋同志作为北方党的负责人，从天津回上海汇报工作。他找到我，希望我同他一道去天津工作。我没有立即回答。当时，李立三同志已经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临时主持中央的工作。潭秋向李立三提出，北方党经过几次大破坏，干部很缺，希望中央增派干部并提到了我。立三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潭秋带我去见李立三（他住在上海先施公司楼上大中酒店），立三对我说：“你不要去莫斯科学习了，和陈潭秋一起去天津工作吧！明天就走。”我当时对他那种命令式的口吻有点反感，但还是同意了。立三对我们说：“北方党现在比较乱，需要整顿，中央在莫斯科开会时已经研究了，决定由周恩来去天津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精神，整顿北方党的组织。现在，‘六大’已经结束，周恩来正在回国途中，不久就可到达上海，你们可先去筹备，为会议做好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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