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英
我是9岁就旅居泰国的华侨。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我就听到过他的名字,并崇敬他。
抗战初期,我曾与周恩来有过一次通信联系,对我教育极大。
这件事距今50年了,但每每想起来,心里就激动不已。
在周恩来90诞辰之际,我追述这段往事,以志纪念。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曼谷华侨社会中,由于不少侨胞对祖国抗战前途认识不清,思想出现混乱。比如,国共合作能不能坚持下去?这场战争要打多久?中国能战胜吗?另外,当时一些汉奸和日本间谍趁乱到处散播汉奸亡国论调,什么“中国世称东亚病夫,和日本人打起来,中国必亡。”什么“中国受尽欧美帝国主义欺凌,日本是我们的邻邦,‘远亲不如近邻’,中、日应该联合组成‘共荣圈’,共同对付欧美帝国主义。”等等,这些奇谈怪论到处流行。一时间,议论纷纷,争论不休,爱国侨胞都在为祖国命运担忧。
当时,我在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工作。这是欧洲人的体育俱乐部,设有跑马赌场、酒吧间、咖啡厅、游泳池、舞厅和图书阅览室。我在图书阅览室当工人。和我同事的华籍工人有30多位,同住在跑马场的工人宿舍里,工余时间,常在一起谈论抗战问题,为侨胞中的争论不休感到不安。
一天,我在报上看到周恩来主持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消息。当时,我和跑马场的几个工友商量,决定向他谈谈这里的情况,请教他如何看待抗战前途。于是,我们在跑马场工友和曼谷其他部门的乡亲、华籍洋务工人中,募捐了4千铢泰币,以“泰国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华籍洋务工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把侨胞对抗战问题的争论情况,向周恩来作了反映。钱和信由曼谷广东银行一位同乡设法替我们寄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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