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任民

1951年，我调到中央外贸部工作。由于周总理对外贸工作极为重视，亲自抓，抓得很紧，使我同他的接触多了。

我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我深深感到我国的外贸工作凝聚了他的很多心血。他对发展外贸事业的指导思想、工作作风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深受教育。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当时处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和不少受美国影响或控制的西方国家，同我国几乎没有直接贸易关系。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开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周总理十分注意从贸易上寻找突破口，通过贸易，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唤起各国的舆论，调动工商界的积极性，造成“以民促官”的态势，促使某些西方国家政府放宽贸易限制，打破“封锁”，逐步向邦交正常化方向发展。对外贸易部和贸促会等机构在50年代开展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活动，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其中，打开中日民间贸易的通道，经过20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导致中日邦交正常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周总理曾经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52年4月，为了促进东西方贸易，苏联在莫斯科举办了国际经济会议。周总理向外贸部门作了部署，积极参加筹备这一次会议，认为这样的经济会议，对我打开西方贸易关系，打破美国对我们的封锁禁运政策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于是决定派遣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同志为首的大型代表团出席会议。并邀请了党外知名人士章乃器（著名经济学家，后来曾任粮食部部长）、李烛尘（天津工商界著名的盐业专家，后来曾任轻工业部的部长）、吴蕴祁（上海著名实业家）、陈维稷等参加。周总理亲自研究确定了代表团成员名单，并接见代表团成员，审阅修改代表团的讲话稿。随后，周总理又指派我为副团长参加会议。当时，我正在外贸部领导三反五反运动。他对我说：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机会难得，不能放弃。在那里，我们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广一些。他的意思是，在对外贸易上，我们不能全倒在苏联、东欧这个摊子上，应该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同西方国家打交道。他说道：你们小伙子去冲一冲，争取打开我们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如果美国人愿意同你往来，你也要敢于同他往来。会议期间，我们中国代表团同四十多个国家的贸易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换发展贸易的意见，结识了许多朋友。根据这次会议的倡议，一些与会国家代表团回国后成立了促进东西方贸易的民间团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就是在1952年5月成立的，由南汉宸同志担任主席、冀朝鼎同志任秘书长，随后又增补我和李烛尘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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