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

周恩来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重视文艺工作，文艺界的朋友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视他为良师益友。

我也是这样。

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机会比较多，时常亲聆他的教诲，实际体会就更深。

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同文艺工作者接触较多，他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一贯不赞成用简单化的“左”的眼光和办法来处理文艺界的问题。

为了排除“左”的思潮对文艺界的干扰，为了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带给文艺界的损害，他做了不懈的努力，为文艺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我谈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

一

我与周恩来同志相识在抗日战争末期。1944年冬，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当时，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未结束，我正在《解放日报》工作，同温济泽同志一起作《解放日报》副刊主编艾思奇同志的助手。在“抢救”运动中，报社各个部门都有一些同志被打成了“特务”，是采用“逼供信”的办法搞成的，唯独副刊部却没有这样做。因此，艾思奇、温济泽和我就被认为是一个“包庇特务的宗派”，成了被斗争的对象。最先遭到批斗的是艾思奇同志，接着就要轮到我了。正在这时，忽然接到通知，周恩来同志要我去谈话。过去，我曾多次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非常爱听他对政治和战争形势的深刻而生动的剖析，但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那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周恩来同志住的窑洞，在那里见到了他和邓大姐。恩来同志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对我说，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准备调我去重庆工作。我当然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想到报社正准备开我的批判会，我怎么能走呢？我把这些顾虑告诉恩来同志，他说这情况他清楚，他会设法解决，要我放心。这样，我就从“抢救”运动中解放出来，免了挨那场斗，去了重庆。这表明周恩来同志是不赞成“抢救”运动那种作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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