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清华大学因校长问题风生水起的时候，国际形势也以类似物理学中核裂变的方式变化着。叶企孙刚从欧洲归国不久，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在欧洲，德国和意大利正在酝酿着更大的邪恶，人类世界的一场凄风苦雨已不可避免。叶企孙和梅贻琦似乎都听到了灾难临近的脚步声，他们知道时不我待，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安危，当务之急是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救国人才。梅贻琦在任职仪式上就说：“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要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国家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然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于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

叶企孙的年谱里，九一八事变后，有关抗日爱国活动的记述也渐渐频繁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在鲸吞东三省、建立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后，1933年初又派兵侵占了热河，直逼平津。南京政府一再屈膝妥协，于5月31日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

Loading...

未加载完，尝试【刷新】or【退出阅读模式】or【关闭广告屏蔽】。

尝试更换【Firefox浏览器】or【Chrome谷歌浏览器】打开多多收藏！

移动流量偶尔打不开，可以切换电信、联通、Wifi。

收藏网址：www.ziyungong.cc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