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的两个多月里，叶企孙、吴宓、熊大缜等都搬出了清华，叶企孙、熊大缜住进了欧美同学会，吴宓住在其姑妈家，陈寅恪也在城中为其父办理丧事，张奚若、汤用彤、赵元任等诸多教授也都在城中，于是清华大学就在天津设立了临时办事处，以支应师生南下和负责保管清华校产，办事处由叶企孙主持，周培源、熊大缜协助。

谁知这个时候，叶企孙却得了一场大病。

从《吴宓日记》里可以得知，搬出清华后的若干天，吴宓、叶企孙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到8月中旬，吴宓先是“喉痛”，到了月底，也就是8月27日，吴宓在日记里记述道：“夜2：00即醒，病矣。自是平均约二小时，腹泻一次，发寒。”这是典型的伤寒病症。

而叶企孙得的正是伤寒。

吴宓的病到9月初才好，而叶企孙9月初到了天津，不几天就病倒了，这一病，竟病了两个月，严重到曾危及生命的地步。关于叶企孙得病的信息，在《吴宓日记》里均有记载，比如9月12日：“……又悉叶企孙在天津住state hotel race-course rd（英租界，维多利亚路191a，第3号套房）。在津患病甚重。”到了10月26日，亦有“见叶企孙，病已大愈，惟须休养”的字样。

清华南迁长沙，其前期工作系叶企孙所完成，他是筹建委员会主任，一应事务均是他张罗定夺。待分校建好，他又负责殿后，任务是将散落在京津地区的清华师生有组织地转送到南方，因为秋季开学日期已过，梅校长三番五次催促，这边叶企孙自然心急如焚，或许是操劳过度，或许是因吴宓传染，等到了天津，待锣鼓家伙备好，正要开张，他却一下子病倒了。叶企孙身体原本不错，也颇懂养生之道，平时不得病，但这样的人，一旦被病魔击倒，往往比常有病的人厉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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