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的两个多月里,叶企孙、吴宓、熊大缜等都搬出了清华,叶企孙、熊大缜住进了欧美同学会,吴宓住在其姑妈家,陈寅恪也在城中为其父办理丧事,张奚若、汤用彤、赵元任等诸多教授也都在城中,于是清华大学就在天津设立了临时办事处,以支应师生南下和负责保管清华校产,办事处由叶企孙主持,周培源、熊大缜协助。
谁知这个时候,叶企孙却得了一场大病。
从《吴宓日记》里可以得知,搬出清华后的若干天,吴宓、叶企孙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到8月中旬,吴宓先是“喉痛”,到了月底,也就是8月27日,吴宓在日记里记述道:“夜2:00即醒,病矣。自是平均约二小时,腹泻一次,发寒。”这是典型的伤寒病症。
而叶企孙得的正是伤寒。
吴宓的病到9月初才好,而叶企孙9月初到了天津,不几天就病倒了,这一病,竟病了两个月,严重到曾危及生命的地步。关于叶企孙得病的信息,在《吴宓日记》里均有记载,比如9月12日:“……又悉叶企孙在天津住state hotel race-course rd(英租界,维多利亚路191a,第3号套房)。在津患病甚重。”到了10月26日,亦有“见叶企孙,病已大愈,惟须休养”的字样。
清华南迁长沙,其前期工作系叶企孙所完成,他是筹建委员会主任,一应事务均是他张罗定夺。待分校建好,他又负责殿后,任务是将散落在京津地区的清华师生有组织地转送到南方,因为秋季开学日期已过,梅校长三番五次催促,这边叶企孙自然心急如焚,或许是操劳过度,或许是因吴宓传染,等到了天津,待锣鼓家伙备好,正要开张,他却一下子病倒了。叶企孙身体原本不错,也颇懂养生之道,平时不得病,但这样的人,一旦被病魔击倒,往往比常有病的人厉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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