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是在灰暗的气氛中到来的。上年底首都南京失陷及随后发生的南京大屠杀，证明了日本入侵者已经用残暴冷酷将中国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当时中国军队接连在南、北战场遭受重大伤亡，如果华东的日本军队乘胜沿长江攻击武汉，形势将异常严竣。

当时的日本军人还沉浸在占领中国首都的狂欢中，日本政府提出了苛刻的谈和条件，等着中国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画押，那些极为苛刻的条件是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的。

1938年1月15日，是日本政府规定的最后期限。日本政府没有收到中国政府任何实质性的答复，日本的军政首脑失望又恼怒，因为战争还得继续。第二天，日本近卫内阁发表了傲慢的“一·一六声明”，宣布不再以交战中的国民政府为对手。1月18日，日本外相在回答国会质询时，又盛气凌人地做了补充声明，他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已经开了国际法上的新例，是否认国民政府并彻底抹杀它。

日本军方着手准备更大规模的战争。

在1938年里，日军的目标首先是打通津浦路，实现华北与华中日军的会师，然后通过平汉路与长江进兵中原，占领武汉，一举结束对华战争。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的战略制定者们最有想像力的计划了。

1938年初的武汉还是一片和平的景象，那时中国战时首都已经定在长江上游的重庆，但交通便捷、工商业发达的武汉才是中国抗战的实际的政治与军事中枢。抗战给这个城市带来的不仅是紧张，也有兴奋，甚至还有短暂的繁荣，酒楼茶馆依旧门庭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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