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卷六《明帝纪》史臣曰：“维扬作寓，凭带洪流，楚江恒战，方城对敌，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心者，周公其人也。”

《晋书》史臣所论，盖以“五马”渡江以来，王敦于荆、江诸州讨平华轶、杜弢、王机、杜曾，功业积累，造成了凭陵晋室的形势，卒以兴兵叛晋。自此以后，居上游者多踵王敦之迹，处其利而有心，恃兵恣擅，力图以此巩固门户利益，压倒竞争对手，甚者意在移晋室之鼎。而卫护晋室者，则联络其它士族人物以制上游强藩，或思另树强藩于京师左近以固根本，抗衡上游。东晋之初变乱迭起，争夺无已，都是循此轨辙。这种冲突，在国家体制上是地方与中枢之争，在地理位置上是上游下游之争，在出场人物上则是士族门户之争。东晋门阀政治，可以说是门阀士族在相争中求发展而又维持东晋于不坠的政治。

在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中，出总戎麾的绛、灌、卫、霍之臣，历代皆有，这种人的行事并非皆如东晋的王敦。王敦之所以为王敦，东晋强藩之所以多如王敦，其历史的原因，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一旦皇权力求振兴，士族无力专兵，门阀政治就会逐渐出现变化，不过这已是淝水战后的事了。

西晋琅邪王司马睿于八王之乱后期，受东海王司马越的派遣，出驻建邺。西晋咸宁定制，琅邪本为大国。但是由于八王之乱中政局变化的结果，南渡时的琅邪王，与八王之乱中的诸王相比，权轻众寡，不可同年。琅邪王司马睿以旁支弱藩而又“寄人国土”，本来不具备继统的资格。只是由于两京陷落，怀、愍被掳，武、惠嫡属尽死于难，晋室在北方已无立足余地，才使僻远的江东成为正朔所在之地。琅邪王以际遇而得帝位，并没有法统、实力、功劳的凭藉，因而也不可能拥有哪怕像晋武帝有过的那种不算强大的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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