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吴的战略地位
如前所论,郗鉴得以否定陶侃、庾亮下都废黜王导之谋,主要在于他以徐州刺史据有京口,于建康有举足轻重之势。京口成为东晋的重镇,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只是出于权宜的考虑,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京口重镇的形成,发端在郗鉴。
徐州地境,《禹贡》谓“海岱及淮”。西汉十三州部之一的徐州,大体即是这个区域。江左流寓之初,徐州地境南移,据淮南北以迄江北之地,居刺史任者先后为蔡豹、卞敦、王邃、刘遐,治所则随军事形势而进退,但都在长江以北。郗鉴继刘遐为徐州刺史,治广陵。
《郗鉴传》,苏峻乱,陷台城,郗鉴自广陵遣人间道至江州,谓温峤曰:“今贼谋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温峤深以为然。郗鉴首倡“静镇京口”之议,本来只是针对苏峻自历阳过江以后,军队无后方供应,欲取三吴以为依托的图谋而发,并未估计到京口此后将成为东晋南朝系建康安危的重镇。
此时,郗鉴处境比较特殊。他以引流民帅平王敦之功,得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究州刺史(后加刺徐州)、假节,并顶明帝遗诏辅政诸大臣之列。但是他由于对王敦的看法不尽同于王导,在周札赠官问题上与王导发生过尖锐冲突。而且,郗鉴的流民帅身分,同祖约、苏峻一样,所以也难得见信于执政的庾亮,没有机会居中枢之任。咸和二年十一月,祖约、苏峻初起兵,庾亮甚虑全盘皆乱,局面不可收拾,因此不许各地兴兵勤王。《世说新语·容止》注引《晋中兴书》:“温峤及三吴欲起兵卫帝室,亮不听,下制曰:‘妄起兵者诛。”郗鉴于时欲率广陵之众赴难,“诏以北寇,不许。”但同时或稍后,虞潭受命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诸郡军事;张闿宣太后诏于三吴令速起兵;桓彝则兴兵于宣城。温峤更不顾制书所禁,早在苏峻济江之前一月,即咸和三年(328年)正月自武昌东下,军于寻阳,声称入援建康。只有郗鉴不同,他小心从事,不敢妄动,必待苏峻济江、台城陷落、庾亮出奔,陶侃东下之后,在广陵“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刑白马,誓三军,以示效忠东晋,然后,才有上述向温峤提出的“静镇京口”的建议。而且,他还必待得到陶侃委署都督扬州八郡军事后,始自广陵济江;而且济江以后亦不能据京口而守之,必得与陶侃等人会师,以听调遣。这些情况,说明郗鉴自知在苏峻之乱中如何自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必须谨慎从事,不得稍有专擅,否则将授人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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