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末道教的广泛传布,道术手段的广泛利用,曾经为卢悚从事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后来又为孙恩、卢循从事规模大得多的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农民群众爆发斗争,是阶级斗争性质。但是从其领袖人物而言,无论是卢悚还是孙恩和卢循,他们所追求的,从首要方面说来,既不是宗教的目的,又不是宗教徒日常的生活目的。他们谋求自身的政治权力,谋求可以与门阀士族相当甚至超过门阀士族的政治权力,这却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
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孙恩之乱》一节,分析了孙恩、卢循的身世。他指出孙恩先人孙秀是道教徒,是另一道教徒赵王司马伦的谋主。他又论及卢循先人卢谌与赵王伦的死党刘琨关系非同一般,疑卢氏亦道教世家。他还从徐道覆的滨海籍贯及其与卢氏的婚姻关系,推出徐氏亦出道教世家。陈先生还认为“彭城道士”卢悚遣许龙迎海西公于吴一事,“许龙或即许迈同族;卢悚或即卢循同族,彭城为其侨居之地而非郡望。此皆无可考,不能决定”云云。陈先生综贯会通各种史籍,于其所探赜诸事虽未遽下断语,但推测十九中的。兹承袭陈寅恪先生见解,不惮繁复,略作补充如下。
道教徒孙秀虽然出身小吏,但在赵王伦得势时居中书令之位,这段经历足以使他脱离小吏的卑微身份,也足以使他的家族从寒庶地位上升。孙秀后人何时南渡,史籍无微。南渡后的孙氏大概卜居在吴会,因为孙氏的活动几乎都在吴会地区,他们在吴会有相当的基础;而后来发孙泰聚兵之谋的,也是会稽内史会稽人谢。孙恩起兵地点,是经过他自己实地选择的。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孙泰被杀后,孙恩曾为吴兴太守谢逸的舅子长乐冯嗣之和北方学士冯诩仇玄达的“从者”,“本欲于吴兴起兵,事趣不果,乃迁于会稽。”而当孙恩率众自海岛趋上虞登陆后,会稽、吴郡、吴兴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孙恩,旬日之中,众数十万。这种情况,如果事先没有孙氏长期在吴会的经营和组织,只凭“乐属”的自发行动,是不可能在旬日中骤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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