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星（中国驻印军指挥部士兵）

母亲死得早，父亲不仅对我关爱有加，而且期望很高。他做了一辈子铁路工人，殷切希望我能学有所成，给取了个名字叫“文星”。我也很为他老人家争气，初中还因学习成绩好而跳了一级。

1940年，我在湖南铁路中学念高三，日本人愈演愈烈的暴行，激起我强烈的愤恨，投笔从戎参了军，并在湖南的宪兵学校修完了军训课程。

1942年，部队调驻兰姆伽盟军总指挥部附近，我们的营房就建在离三国联合办公室不远处的一块高地上，不仅能十分清楚地看到三个国家的国旗和人群，就连每一个国家的升旗仪式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看清全过程。我军的升旗班严格按照国内的规定，每到指定时间清一色全副武装地举行升旗仪式。还有一个班的人在广场上集合，庄严地向国旗行礼，直到仪式结束。降旗亦是如此。英、美两国却不同，他们不搞任何仪式。只是在升降国旗时不管有事无事，有意还是无意，只要在场，都得立正，而且只需立正即可。

英、美军人以及印缅的官兵和老百姓，起先对中国的升旗仪式很有些不习惯，后来也慢慢习惯了这一切。再往后各国的驻印军与日俱增，中国军队里这个团，那个师，相距近的只有10来米，远的也不过就几十米，却各自设起了旗杆。指挥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盟军官兵见到盟国升降国旗必须立正表示友爱。虽然有总指挥部统一的作息时间表，但各部队的钟表快慢却不同，有的相差四五分钟。就因为这样，早晚号音此起彼落，大伙儿上一次厕所、打一盆水都要立正好几回，各国军人都弄得啼笑皆非。为此总指挥部特别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中国军队里连以上的主管军官均发给一只美制的军用手表，这才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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