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宫”事件中，我完全可以脑袋一热，用手中的权力去打压这些朋友，或者自己干脆甩手不干离开新东方，但那样做的结果肯定是伤害新东方的利益，所以就必须冷静地坐下来分析员工或者股东的想法，帮助自己作出理性的判断，妥善而审慎地处理问题。王强、徐小平这对亲密朋友、创业伙伴，为何联合向我发难？那时候，出于学校发展的现实考虑，加上新东方对现金的使用不够透明，使得小股东们担心我以及我的家族在新东方有着绝对控股地位，并指责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我不尊重股权，他们不相信我在公司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能拿出钱来分红，所以想到了以“逼宫”的方式迫使我下课，希望通过更换董事长的方式保证自己的利益。

——2006年10月，俞敏洪接受《人力资本》杂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背景分析

王明夫介入之时，以“夫妻店”、个体户创业起家的新东方，培训人数连年翻番，培训收入高速增长，但产权不清、机制不顺，内部管理相当混乱，核心高管人员依据“分封割据、按比例提成”的大包干方式各自把持一块业务，自种自收，各自为战，后来发展成核心骨干相互攻击，管理运行面临全面失控的风险。

化解治理危机、重建管理秩序，王明夫认为这是新东方“生存抑或死亡的燃眉之急”。

对“逼宫”事件进行冷思考，俞敏洪发现，所有的症结集中在小股东对他这个大股东的不信任与抵触上，这种抵触产生于新东方股份制改革过程之中。新东方股份制改革前，合作伙伴都是副校长，他们不在学校拿工资，而是划定各自的地盘，除去上交15%的管理费，其余收益完全归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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