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绥远形势十分微妙的时刻,傅作义本人也感到十分不安,深知自己责任重大。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末尾写道:
因情况已到了非仇即友的紧急阶段,反动派必出以破坏手段,并可能有少数分子受阎(按:指山西阎锡山的残余势力)利用,对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变故。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计,我的意见,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俾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把立场站过来,仍继续加紧思想教育,至适当时机即可配合解放军作战,为人民立功。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以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
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诸实施,彻底执行,使绥远部队能有机会配合其他解放军向宁、青、甘进击,分担解放大西北之光荣任务。
在这封信之后,还附有王克俊从归绥发来的要求傅作义亲自去绥远的电报。
两天之后,毛泽东在聂荣臻、薄一波的陪同下,接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肯定了傅的意见,明确表示要按傅的意见办。
8月初,毛泽东再次接见傅作义,要他和邓宝珊一同去绥远,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还告诉傅作义:“绥远起义后,用不着军管方式,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任主席。”
在聂荣臻和薄一波的主持下,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为傅作义和邓宝珊去绥远召开了专门会议,并邀请傅作义身边的周北峰和阎又文参加,对各方面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做了认真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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