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绥远形势十分微妙的时刻，傅作义本人也感到十分不安，深知自己责任重大。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末尾写道：

因情况已到了非仇即友的紧急阶段，反动派必出以破坏手段，并可能有少数分子受阎（按：指山西阎锡山的残余势力）利用，对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变故。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计，我的意见，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俾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把立场站过来，仍继续加紧思想教育，至适当时机即可配合解放军作战，为人民立功。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以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

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诸实施，彻底执行，使绥远部队能有机会配合其他解放军向宁、青、甘进击，分担解放大西北之光荣任务。

在这封信之后，还附有王克俊从归绥发来的要求傅作义亲自去绥远的电报。

两天之后，毛泽东在聂荣臻、薄一波的陪同下，接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肯定了傅的意见，明确表示要按傅的意见办。

8月初，毛泽东再次接见傅作义，要他和邓宝珊一同去绥远，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还告诉傅作义：“绥远起义后，用不着军管方式，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任主席。”

在聂荣臻和薄一波的主持下，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为傅作义和邓宝珊去绥远召开了专门会议，并邀请傅作义身边的周北峰和阎又文参加，对各方面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做了认真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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