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个人，我觉得2005年是一个转变年，我记得上一次到南开来是去年，恰好是从北极回来，当时在那次讲演当中提到两点：

一点就是在北极我们是在俄罗斯建的一个浮冰上的机场降落，在那里感受到了俄罗斯这个民族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的适应能力和开发能力，同时感应到俄罗斯这个国家重装备的动员能力。与其相比，无论是民族的忍耐性还是国家动员能力，我们都有差距。我们仅仅是电视机、针织品方面在世界上成为“制造工厂”还是不够的，我们的国防力量、重装备力量差得还是很远的。我们还应该再接再励。

第二点就是在去北极之前，北大的潘文石教授到机场给我送行，我当时很意外，老先生一直在野外从事野生动物保护，这样的活动他一般不参加。他给了我一面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旗帜和一封信，这封信的大意是非常敬佩我们探险队的英雄行为，而且认为这种英雄行为和他所从事的野生动物保护和为生物多样性所做的工作意义是一致的，衷心祝愿我们能安全到达并把这面旗帜插到北极点上去。我读了这封信之后，感到很惭愧，因为我们的行为和他是不一致的。为什么呢？从我的行为和探险队的行为来讲，充其量是有点英雄主义的表现，更多是有一些个性的张扬，是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挑战，自己想去探险，甚至很高调地表现出来，说如何关心地球，关心我们人类生存空间，事实上我们没有想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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