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摁下了门铃，铃声是某首赞美诗中的两小节旋律。我不知道那是哪一首赞美诗。我耐心地站在那里，想要再按一次但忍住了，最终我听见了噼里啪啦的老迈的脚步声。我计算着时间，门打开的一刹那我正好摘下头上的蓝色遮阳帽。

她不是我梦见的那种女孩。当你足够年轻又足够色的时候（比如像我，奇普·哈里森）你就连打开一瓶可口可乐都会期待蹦出一个漂亮姑娘。干上这份工作之后，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天，出来开门的是一个遭冷落的少妇，或者是一个放荡的放假回家的乡村女学生，或者是一个下了班的妓女。而事实是来开门的总是那些从海耶斯打败提尔顿那时就不再想念性生活的女人。

眼前这位一定和提尔顿的奶奶是同学，从她的外貌上看是这样。她是个长满皱纹的小个子女士，眼睛挺亮，嘴唇的颜色像被霜打过一样。她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她抬头看着我说，“是的，年轻人，你来这里拿过募捐的烘烤蛋糕，是吗？”

我说恐怕我没有来过，然后我开始简要地解释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出现在她家门口。我说话的时候把帽子拿在手里捏得都变了形。我这么做并非因为紧张。这就是我想要表现出来的样子，因为根据老弗里克的理论，你越显得紧张和真诚你就越是可信，至少上了年纪的老奶奶们是这么看的。

不拿帽子耍点把戏真的很难显得紧张，因为我在说这套说辞的时候其实根本就心不在焉。我可能就像是个录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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