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栽和父亲从洛杉矶回来还不到一个星期——哉收到了卡特琳娜的信。收信人的地址是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我以前的地址，可我已经搬过两次家了。现如今，人口流动的几率很高。

有意思的是，信封上被打了叉的地址和重新贴上的新地址感觉像是无言的控诉。信封皱巴巴的，满是污渍，经过几任邮递员的折腾之后，一个角已经卷曲了。我读了她的信，立刻跑到客厅里，拿起电话，准备跟父亲通报，可是，我又把听筒放下了，仿佛那是个烫手的物件。父亲年事已高，还发过两次心脏病。我们刚回到洛杉矶，我应该打电话给他，把卡特琳娜信上的内容告诉他吗？

如果那样，还不如直接把他给杀了呢！

因此，这个电话，我最终还是没有打。我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类似这封信的事儿，我不知道该跟谁说。此类隐私除了老婆和亲密的朋友之外，不能跟其他人说。在过去的几年间，我没有交到多少好朋友，而且，我老婆海伦1971年跟我离婚了。现在，我们每年只在圣诞节的时候，交换一下贺卡。你好吗？工作顺利吗？新年快乐！

因为卡特琳娜的信，我彻夜未眠。她干吗不写明信片呢？除了“亲爱的拉里”之外，整封信就一句话。但是，那句话又胜过千言万语。一句话就足够了。

我记得父亲在飞机上的样子，一万八千英尺的高空，我们从纽约一路向西，他的脸苍老、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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