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弄潮儿。然而，对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只能说是仅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企业家的内涵、价值和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总体上还很薄弱，尚有待进一步深化、演化。我一相情愿地认为，中国企业界一定要有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才能够真正使企业家成为有尊严、有内涵、有境界追求、对社会进步和创新有牵引效应的职业。当前，企业家虽多，但这种“四有”企业家并不多见，而任正非无疑是其中之一。

抱着一连串类似的断言，以及一个自己设定的写作要求—不管这本书写什么、如何写，我都应该是第一个被它打动的人，一旦开始写华为，绝不敷衍了事，绝不违心、讨好，绝不人云亦云—我启动了写作。很快我就发现，要想把这件事做好，非常难。我写得非常慢，比蜗牛还慢，自辞职至今已近五年，仍在摸索中。

难度不在于拼凑，不在于华为素材的表面堆砌。网上关于华为的见解和传言、任正非的传说很多，华为每年的销售数据等资料和任正非的讲话、文章的数量也不少，只要你愿意，完全可以从中整理出不少内容。甚至仅仅是复制粘贴，随随便便就可以弄出好几本任正非的“语录”出来。不可否认，剪刀加糨糊法也是一种写书的方式。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华为人报》①，我们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但对现在的我来说，这样由剪刀加糨糊“制作”成的读物只能是隔靴搔痒，于己于人无所补益。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谈何写作？因此开始的时候，我将主要精力用在考量素材的处理上。经过不断地尝试、琢磨，我发现，剪刀加糨糊对认识华为丝毫没有用，那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任正非资料的编辑者—这事我在华为已经做过，我不会再去重复一遍。我觉得对华为的素材必须像揉面一样，翻过来扭过去，再捶、揉、捏……才能使之成为真正的、有劲道的创作原材料。这个过程本身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其难度不亚于写作本身。因此，如何处理华为的素材，成了我写书第一层次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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