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不是我想引用华为的名言，而是任正非的语气太坚定了。这样的气质，往往出现在认死理、不留情面、毫无心机的人身上。平常我们见到这样的人，会说：“呵，这人太理想化、太单纯了。”而熟悉华为的人知道，“生存”、“活下去”，或类似意思的语言，是任正非打理华为的表述基础，其重复使用率和“自我批判”、“在思想上艰苦奋斗”不相上下，共同构成了任正非的“关键词”，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俯拾皆是。

这种始终身怀忧患意识，每一根神经都关乎荣枯兴替、生死存亡的特质，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理想人格的一个基本属性。自古以来，这种特质就存留在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里。在这一点上，任正非与古人一脉相承，应该说也算不上稀奇。因此，任正非也必定知道，即使有不绝如缕的忧患意识、即使有前赴后继的鞠躬尽瘁，荣枯兴替仍然频频发生。任正非也必定清楚，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具有理想人格的人、那些忧国忧民的人、那些实实在在去干事情的人，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往往难逃失败的命运。

其实任正非挺担心“难逃失败的命运”。他多次讲话表示华为不能做先烈，不能太超前，只需领先半步、领先“一英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组织建设方面更加重视的是改良而不是激烈的改革、革命，生怕遭遇与北宋名臣王安石改革一样的后果、命运。但任正非的可贵之处在于，即便如此，他也要有理想，只不过他把理想的色彩埋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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