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一个青年要修炼成打心眼里喜欢煮饭炒菜，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很多周折的。好企业家为什么这么稀缺？看起来，梦想做企业家、做老板的人可是多了去了，但从结果来看，跟成就一位好厨师是同样的：一个下海经商的人最终要陶冶成一位好企业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要大费周章。像比尔·盖茨那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好的企业家和会做饭菜的好男人一样，首先做这项工作的人的基数就很少，其次其技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练成，而最后真正能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格外稀罕。

这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现代含义，即：做一位企业家，要心甘情愿地、乐此不疲地做吃力不讨好的事、鸡毛蒜皮的事，要去深入了解自己的长处和能力、众人的需求和心理，要管吃管喝。这还只是第一步，还有技艺层面的、质量层面的、材料层面的、环境层面的、形象层面的、采购层面的、绩效评价层面的、培训层面的、新产品开发层面的、消费心理层面的、志趣层面的、信用层面的，另外还有外部环境系统层面的，更是不一而足。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的影响，都至关重要，来不得半点闪失。稍有闪失，就无法成为好企业家和好厨师了。

看看清朝末年，我们就会发现，“治大国若烹小鲜”是逻辑上异常清晰、实践上难上加难的事。如果很容易的话，清朝政府只要通过维新变法，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就可以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了。在中国，实践并没有这么简单。“工业革命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表明中国在工业经济领域是失败的”，但我们自以为或者自我期望可以通过找到一个万全之策快速赶上。这种心理期望从清朝末年起就不绝如缕。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期望轰轰烈烈搞一个运动就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也不少见，“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发现自己几乎没有竞争力。西方也就是七八十年代开始腾飞的，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赶上？”长波理想是美好的、伟大的，但一旦具体到短波理想，就会发现困难重重，而剧烈的社会变革，总是不断地“浪费”着时间和资源，却在建设性地解决问题上成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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