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试着写《穹顶之下》，是一九七六年的事。当时，在两个星期约莫写了七十五页以后，我夹着尾巴，蹑手蹑脚地逃离了这本书。

二〇〇七年，当我坐下来准备再度开始时，那份稿子已经遗失了许久。但我还清楚地记得开头的章节——“飞机与土拨鼠”——程度到了让我几乎可以完全重现的地步。

我先前会不堪负荷，并不是因为角色众多——我喜欢那种有大量人物的小说——而是因为故事里出现的专业问题，尤其是穹顶会对生态与天气带来什么影响的部分。对我来说，那些涉及许多事情的问题，对这本书似乎非常重要，因此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懦夫——还有懒惰鬼——生怕会把这本书给搞砸。所以，我又找了别的事情做，只是穹顶这个点子，却也始终没离开过我的脑海。

我有个在缅因州布里奇顿从事助理医生工作的好友罗斯·多尔。多年以来，他帮我解决了许多书里的医疗细节问题，特别是《末日逼近》一书。二〇〇七年的夏末，我问他愿不愿意接下一个任务更多的主要研究员的工作，与我合作一本篇幅很长、叫做《穹顶之下》的小说。他同意了，而且多亏了他，我想本书里的大多数专业细节全是正确的。罗斯研究了用计算机控制的导弹系统、喷射气流的样本、冰毒的制作方式、携带式发电机、辐射、手机技术方面可能会有的进步，还有其余一百种别的事情。罗斯还创造了生锈克·艾佛瑞特自制的辐射防护衣，以及发现人们可以借由轮胎的空气呼吸至少一段时间的事。我们犯下错误了吗？当然有。不过，由于是我曲解或误会了他所提供的答案，所以大多应该都归咎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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