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屋芳雄

我是在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编者注）开始时在吉林省公主岭参加宪兵队的。当时的我，还是个连虫子都不敢踩死的人。

可是，当上宪兵不满两个月时，我参加了新兵的“勇敢测验”，在营长的命令下，当场就用刺刀杀死了一位中国人。从那天起，我就不是人了。我自以为是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大和民族的繁荣，为了获得出人头地的勋章，而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个杀人的魔鬼。

1934年冬，我在中国东部中朝边境当宪兵负责封锁国境线，奉命审讯被俘的抗日联军的士兵。在松泽伍长的率领下，我们对俘虏严刑拷问，灌凉水、木刀砍、火筷子烫、跪三角铁、针刺指甲缝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再用日本刀把人杀死。那情景的确是人间地狱一般，当时我是完全丧失了人性。

齐齐哈尔是被我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地方，而从反面来说，这是我犯罪的一个据点。1933年8月，我到齐齐哈尔宪兵队任职，在那里我一直干了12年，直到1945年8月战败为止。在那个时期，我手中握有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杀大权，不，其实是狐假虎威。当时我想：“中国人就像虫子似的，杀他几个算个啥！”在拷问过程中，我把施行暴力当成了天职，至于那些中国老百姓的痛苦，我丝毫不动心。

在齐齐哈尔，第14师接替第2师驻防时，治安管理由“警务统制委员会”取代了“治安维持会”。随后，又向各县派驻了宪兵分队，随时与总部保持联系。宪兵们都以“杀百人”为奋斗目标。在食堂里谈的都是这个话题。当腰中挂着一把3尺长军刀的伍长坂田洋洋自得他说“我杀了33个中国人”时，另一个人就说：“那算什么，我已经杀了70个”，坂田马上就闭口无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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