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维夫，3月10日

加百列于第二天早晨八点到达特拉维夫，两名人事部军官正在那里等他。他们穿着相同的棉衬衫，带着相同的笑容——紧绷，毫无幽默感——这类人往往有权提出任何令人尴尬的问题。加百列回归管制这件事已经延误了太久。他就像美酒，要慢慢地品尝，还要给出足够详尽的评价。在逃离了这么久之后，他像战俘投降一样将自己交到了他们手里，跟着他们上了楼。

他要签署声明，立下誓言，还被人理直气壮地问及自己的银行账号。他拍了照片，领了徽章——它如一个沉重的枷锁般挂在他的脖子上。1972年的指纹已经找不到了，于是他不得不留下新的指纹。接着是体检。医生查验了他身上所有的疤痕，对他的脉搏依然在跳动感到十分惊讶。见情报处心理医生的过程则更奇怪，那位医生在加百列的病历上写了几个字之后就急匆匆地逃离了诊室。车辆调配组临时给他配备了一辆斯柯达轿车；内务组给他在地下室找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让他在找到房子之前临时安顿一下。加百列希望在自己和扫罗王大道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带，所以在耶路撒冷的纳齐斯大街找了一间废弃的公寓。那个地方离贝扎雷艺术学院的旧校区不远。

日落的时候，他被叫到了行政办公室去完成最后一项仪式。勒夫办公室门上的灯变绿了，他的秘书——一位黄棕色头发、古铜色长腿的美女——按了某个加百列看不到的按键。门无声无息地自动打开了，就像银行保险库的大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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