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奇迹，有人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们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如何看待这个总结？中国经济奇迹背后有哪些被忽略了的因素？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下去？

◎记者：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保障体系、法治、责任政府等是经济发展的必需要素。但中国在这些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经济奇迹”。中国是否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您如何评价“北京共识”？

陈志武：制度经济学的那些结论，不是针对模仿性高的制造业而言，因为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不高。比如，儿时在湖南农村，偶尔会和小伙伴因为偷吃别人家的黄瓜被大人骂。但是，也就是偷吃点黄瓜、西瓜而已，不会去偷家具、抢劫，或者抢占房子。可见对主要财产当然有严格的保护规范，只是在那个环境里，那种产权和契约权利的规范不是靠大刀阔斧的正规法治，而是靠隐形的规则。当生活、交易的范围局限在熟人之间，平时的产品和财产也基本都是有形的实物，那么，实物的“实”本身就为财产和交易关系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有没有刚性的非人格化的法治不是决定性的。

但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等契约性经济，建立知识产权体系，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们总说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太低，钱都被西方品牌拿去了，但反过来想想，为什么中国做不出自己的品牌？这是因为中国的产权保障体系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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