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符号学者兼小说家翁贝托·艾柯在他《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中曾这么讲过,“生命,是从有了界限开始。”
我不确知这么一句智慧延展力十足的哲语,是否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等每一门学科中都禁得住考验捶打,但让我想到生物学家的一种说法。
我想,这个说法多少有着隐喻的意味——他们讲的是生物细胞最外层的“薄膜”,细胞膜,这个状似脆弱无比、乍看之下好像只勉强区分了生命内外界限的薄薄一层,生物学家以为却是生命形成极重要、极睿智的一步,因为它“必须”是个半透明层,意思是某些物质可以穿透,某些则被排拒在外,这是生命成立的两难,因为生命必须摄食,让可供维生的新陈代谢物质进来;但生命又同时得想法子远离侵害,让那些不受欢迎的东西不得其门而入。
然而,从摄食面来看,生命的新陈代谢却又意味着你得想法子突破摄食对象的防卫机制,悍然侵入它这层半透明的薄膜——这是生命本质深处难以言喻的最终残酷性。
有没有可能独沽一味,把这层膜无限强韧化到任何侵害都进不来呢?可不可能不知道,但首先,生命本身便遭到彻底的封闭隔绝,没有任何生存所需的东西可以到手,也就是说生命告终,死了。
似乎生命的成长和危险根本来说是共生的。
如此,让我想到了桃花源,几年前,大陆那边据说终于找到了陶渊明笔下那个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和平美好世界,我私心底下一直希望这消息是假的,或至多只是好事幸进之徒的惊人之语而已——当时,名小说家钟阿城人正好在台湾,谈起此事,阿城磕着不离手的烟斗,只悲悯地说,“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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