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意外，在这本小说最后头我们笑声犹未止歇之际，居然发现还有一个后记，当然是布洛克自己提笔写的——布洛克一向在小说之外不多讲话，更不解释自己的小说(去年台北国际书展期间亲眼见过他的每个人都是此事的目击证人)，更加奇怪的是时间，一九六七年的小说，二年的后记，整整三十三年，大半个人生之后。天起凉风，是什么让布洛克忽然想起来，而且还改变习惯地讲出来？

这篇后记文果不其然并不是有什么具体的事要交代具体的人得感谢，或是那种老书新版跟新一代读者打个礼貌的招呼云云。布洛克几乎是另外再讲了个故事，没谋杀，没秘密任务，尽管所在之地是多少有点敏感的爱尔兰，这只是他昔日逃走般的一次背囊旅行，真说起来还比较接近《每个人都死了》书末心思寥落的米基·巴鲁皈依之行。这段回忆和搞笑的伊凡·谭纳小说的可见仅有关联就只是时间，像两条各自伸展的线相交在这一点上，行程最后他开了这部小说的头，把谭纳抛掷到遥远而且根本没去过的中南半岛，还一开始就远比他的书写者更狼狈地被关进个悬吊的竹笼子里。

人或许会无来由地想起什么(当然那些多疑而且有严重解释癖的心理学者可能不相信)，但人大概还不至于把这个无来由的想法或回忆无来由地写在书后而且白纸黑字印刷出来，除非他隐约察觉这里头有些呼应，有着难以言喻的联系——这么说是不是比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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