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得从一九四九年说起，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我们的实验室设在埃塞克斯大巴达。那天正下着雨，雨点打在实验室活动房子的铁皮顶上咯咯作响。我是这个实验室里的一个海军科学技术人员，直辖于马尔科尼公司。我面前的示波仪上的波纹跳动着，令我感到头痛棘手。搁板桌上摊着一些涂写得很潦草的计算公式。我正在设计一种雷达系统，这种系统能在波澜壮阔的大海里识别出潜水艇的潜望镜来。可是谈何容易，这个研究项目我已经搞了好几年了。此刻电话铃响了，是我父亲莫里斯·赖特打来的。他是马尔科尼公司的总工程师。

“弗雷德·布伦德里特要见我们。”他说。

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布伦德里特曾是皇家海军科学技术部门的负责人，现在是国防部的首席科学家。他对我这个项目的后期进展甚为关注。是否要投资生产这种系统的样品，必须迅速作出决定。如果要生产，所耗的资金是惊人的。战后的国防研究是一场无止境的与财政紧缩相抗衡的斗争。我已经准备好再为这事争个脸红脖子粗。

我非常庆幸有这么一次与布伦德里特直接谈一谈的机会。他是我们家的常客。在战争期间父亲和我都为他的英国海军部研究所卖过力。我想，或许我有机会换个新的工作干干。

第二天，我们在连绵不断的朦胧细雨中开车到了伦敦。我们把车停在斯托里氏门布伦德里特办公室的附近。白厅看上去破旧不堪，一片灰暗。柱廊和铸像仿佛与这个变换莫测的世界极不相称。克莱门特·艾德礼一直在向人们许诺：“牙齿与眼镜”，可这个冬天过得真艰难。居民的口粮实行定量配给制，人们显得焦躁不安。阴沉的不满情绪使人早已忘记了一九四五年那次令人振奋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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