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完撬锁课几天以后，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行动。

“又要准备清查第三个人了，”休·温特博恩说，“军情六处正在审问他们的一个官员，那家伙叫菲尔比。他们要我们提供话筒。”

一九四九年我第一次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去的时候，在匆忙中见过金·菲尔比。当时我正在卡明的办公室里，同卡明商量布伦德里特安排的工作。菲尔比在门口探头张望，旋即他对打扰我们表示歉意。

“没关系，进来，金，”卡明以他常有的热情对菲尔比说，“这里有个人你应该认识一下。”

卡明向他介绍说，我是刚刚任命的特聘技术顾问。菲尔比热情地跟我握手。他脸上布满了皱纹，但看上去却仍然很年轻。

“啊，对了，”他说，“那是布伦德里特的委员会。我想美国人对它很感兴趣。”

我很快就喜欢菲尔比了。他潇洒而有风度，并且和我有着同样的不幸——说话结结巴巴。他刚被军情六处任命为华盛顿分站的站长，正到大楼来向他在军情五处的朋友们道别，并想在他动身前从他们那里得到各方面的情况。菲尔比在战争期间与军情五处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军情六处少数惹麻烦的官员之一。当时他来找卡明道别，似乎正是他那种勤奋作风的典型表现。后来才弄清楚，他来大楼的真正动机。菲尔比旁敲侧击地问我关于技术方面的设想。我向他解释说，情报部门应当开始像科学家研究某个课题一样研究俄国人，把俄国人作为用实验手段来进行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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