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朗

（中共中央党校）

近些年，一些陕北“肃反”当事人的回忆录和传记相继出版，如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聂洪钧回忆与文稿》（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书籍都有很大的篇幅叙述陕北“肃反”的历史，因此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时有不少与此相关、反映陕北“肃反”的文章发表。但在陕北“肃反”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存在叙述相异，表述偏颇、混乱、失真，甚至自相矛盾的现象。这无疑会影响人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了解，甚至误导读者，起不到从历史事件中得到启迪的作用。作者兹就相关几个历史事实，谈谈自己的思考。

一、关于陕北“肃反”的时间

目前对此的说法颇乱。张秀山认为是三个月：“1935年发生在陕北的这起‘左’倾肃反，从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至1935年10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甘泉县下寺湾制止肃反止，历时三个多月。”郭洪涛说：“陕北（包括陕甘边）的错误肃反，发生在1935年九十月间，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西北根据地以空前规模进行第三次‘围剿’，强敌压境的关键时刻，逮捕了红二十六军的领导人刘志丹等同志，在前方还杀害了一批党、政、军干部，整个根据地面临着严重危机。”朱理治认为是一个多月。1935年11月初他在下寺湾向博古汇报说：“这次张慕陶反革命右派事件，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大体搞清楚了。除了李西萍等人有政治历史问题外，刘、高及红二十六军的一批干部肯定都是冤枉的。”而《朱理治传》称之为“八天陕北肃反”，具体计算方法是：从10月1日逮捕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开始，到10月8日朱理治决定“后方不再捕人”，指示郭洪涛赶往前方，要求前方停止捕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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