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八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两个纵队从井冈山返回湘赣边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即原红五军第二纵队）会合；九月初，两支队伍又进行合编，仍称红五军，全军编成五个纵队。合编后，我们仍为第二纵队，纵队司令仍是李实行，党代表改由张启龙担任，还留在浏阳、万载、铜鼓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而彭德怀见丙子岭一带地理环境较好，根据地也比较巩固，便将红五军随营学校留在丙子岭北面张家坊的小河地区进行训练，自己和滕代远、黄公略率红五军军部和第一、第三纵队往平江、修水一带游击。此时，红五军参谋长兼随营学校教育长邓萍可能从张启龙那里了解到我曾当过小学教员，是个“知识分子”，而随营学校正缺一名党支部书记，便将我调到随营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因为当时红军中的党组织还是秘密的，所以对外称为“文书”。

我一到随营学校，邓萍就亲自同我谈话，向我介绍随营学校的情况。他说：“随营学校是红五军军委直接领导的干部军事政治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红五军的基层军政干部。这一期学员大多是参加平江起义的老战士，还有一批从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抽调到主力部队来的骨干，素质都比较好。”我说：“我虽然当过小学教员，但军队的学校工作没有搞过，就怕搞不好工作，还是让我回作战部队吧！”他又耐心地开导我说：“学校工作非常重要，澎老总一向很重视开办学校培养干部，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就任湘军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时，就向师长周磐建议创办一所随营学校，并推荐黄公略任校长（后由贺国中代理校长），把秘密士兵会的章程作为随营学校的章程，在学校中发展秘密士兵会会员，积蓄革命力量，后来随营学校全部参加平江起义，成为我们组建红五军的一支骨干力量。平江起义后，彭老总还是坚持要把随营学校继续办下去，培养部队骨干，他自己兼任校长，要我兼任教育长。我的工作很忙，现在你来了，负责党支部工作，在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方面多负些责任，我的担子就轻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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