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捕后,党千方百计的营救我。一方面把我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待遇”公诸于众;一方面发动全县教育界人士联名上书,愤怒指责官方的暴行,强烈要求释放我。敌人认为我是他们破获安定县地下党组织的关键人物,不能轻易释放;但又怕事态闹大,无法向主子交待。于是采取了“一箭双雕”的做法,即迫使安定县将我的案子呈送陕西省军法会审处。如此既可继续审讯,又可缓和群众义愤。7月30日,敌张建南的一个连把我从安定县城向榆林军法处押解。
31日经瓦窑堡河东村时,父老乡亲为我送行。我的老父、我那时刻担惊受怕的妻子以及大哥和侄儿、侄女等亲友们,眼看着身受重伤的我将拖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远行,且前途险恶,个个悲痛欲绝。押送我的人,前面一个排30余人开道,左右两个排手持上好了刺刀的钢枪,挡住两边前来送行的群众。我面带笑容抬起上了镣铐的双手以示敬意,我对老父说:“我是没有罪的!您老人家不要过份伤心。大哥及侄儿和乡亲们会照顾您的。我决不会给您和乡亲们丢脸。您应该为我骄傲才对,千万保重!”我步履蹒跚,然而坚定的向前走去。
1933年8月1日,经过90华里的艰苦跋涉,好不容易到了清涧县城。我被押在看守所的死囚牢。敌人加岗加哨,戒备森严,连我大哥李宗元送水送饭都不许。大哥是老父执意派来照顾我的。伤痛、劳累、饥渴加之跳蚤、臭虫,折磨得我彻夜未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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