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对时局的敏感,有时甚至强于国家机器。
就在中国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面带笑容地安抚北平记者的当天,另一位中国外交官员——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的另一番谈话,也被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钟毓认为:中村失踪案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其严重性甚至超过了万宝山事件。而这两个事件也绝非偶然,表现出日本的有意寻衅、步步紧逼。
1906年,就是日本在东北打败俄国后的第一年,日本在今天的沈阳设立了驻奉天总领事馆。东北易帜后,与日本打交道不能再由东北地方当局出面了,因此不久后,国民政府就以驻吉林特派员的方式,在东北与日本政府开展外交事宜。1931年,钟毓担任特派员一职已有三年多了。处于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第一线的他,不会像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大员们那样的官僚气。他所感到的,是山雨欲来前令人窒息的压抑。
如果说中村事件本身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万宝山事件的发生则更带有必然性。
为了确保帝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构建了一个“品”字型的战略布局。第一是保证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存在。通过辛丑条约的规定,日本取得了在中国驻军的权利,这种驻军叫“中国驻屯军”;此外,就是著名的关东军。第二是经济控制。东北有着中国最稠密的铁路网,而在当时,对连接旅顺、大连等战略要地的铁路,却是由南满洲株式会社在经营,它不但从东北掳走了大量的资源,更控制着东北经济与军事的大动脉。第三就是战略移民。早在1905年,当时的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就提出所谓的“满鲜移民集中论”,计划向中国东北和朝鲜移民50万。他认为实现此计划后,“俄国虽倔强,必不敢与我开战,中国更无论矣。夫如是和战缓急之柄,居然落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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