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说，中国现代史上，有三次对人的发现：

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茅盾对“人的发现”的论述，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论述，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以及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相关论述等都是基于对我国传统社会、人生、现实非人状况(不公正、冷酷、虚伪、隔膜)之揭示；

第二次人的发现贯穿于二十到四十年代，发现人的解放必须基于阶级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鲁迅、瞿秋白、巴金、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一直到文革的浩然、姚雪垠等，如此果决地重视阶级与社会的解放，以至于到极端执行者那里个体人的幸福、快乐与自由就成了无关要紧的事情；

第三次人的发现是文革后对文革的反思和对人实在性的重新发现，这时候主要发现了人的丰富性和多重性。刘再复说，这三次人的发现是从非人到人，从人到非人，又从非人到人的过程。(1)

这三次人的发现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注重理性，表达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怀疑、批判、推理、人性的精神意向。一直到当代，“五四”传统最普遍强调的概念是人性，这一概念虽然文革时候遭到践踏，但践踏它的也只不过是人性。李泽厚说，“人性不应是先验主宰的神性，也不能是官能满足的兽性，他是感性中有理性，个性中有社会，知觉情感中有想象和理解。”(2)“五四”以来对人性的解释一直是源流不清，内涵模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前三次人的发现虽说是理性的，但不是真实意义上学理性的，而是经验性的、感受性的、揭示性的和模糊的。

Loading...

未加载完，尝试【刷新】or【关闭小说模式】or【关闭广告屏蔽】。

尝试更换【Firefox浏览器】or【Chrome谷歌浏览器】打开多多收藏！

移动流量偶尔打不开，可以切换电信、联通、Wifi。

收藏网址：www.ziyungong.cc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