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90年代主流的日常生活小说书写了我们大多数人共有的生活体验，在叙事和故事构成上几乎无一例外地再现了日常生活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环递进，重复不休的模式，如作家所言：“我觉得写好像《一地鸡毛》这样逼真的模仿生活的作品，对一个职业作家来说并不困难。但大家直接去看生活就够了，这不是小说对生活最根本的功能。这类作品跟那些充满想象力的作品比起来，在艺术灵性、艺术境界上也要差一些。”(刘震云)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有更年轻的作家便力图跳出这样一种固定化了的模式，尽力想要将更为个人化、甚至完全撕破常人不舍得丢弃的“面子”，理直气壮、粗野但又真实地写出人生的平庸、欲望、虚无、绝望，真实地表现现代日常生活中人的存在状态。

诗人出身的作家朱文上个世纪末以来发表了《磅、盎司和肉》、《我爱美元》、《把穷人统统打昏》、《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等作品，得到了诸多评论家的关注。有人称他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纯粹的文学家之一”，因为“他有一个惊人的本领：对最乏味的生活进行最富有趣味的抚摸、揉捏和敲打。换句话说，他总是能抓住一切陈词滥调的临界状态，使老套常规呈现出另类的炫目光芒。他肆无忌惮，没有任何顾忌，那种狂欢化的世俗性倾向即使是今天的文坛小后生们也难以望其项背。而在这种大鄙大俗之中裸露的精神原点，或者说是一种反道德的道德性，恐怕又连他的文坛老前辈们也很少曾经达到。朱文以一种极为现实的方式逼近了我们生活中最为虚空，也最为本真的领域。”(严锋)也有人将他和从前的同行们进行了比较：“朱文从来不抽象地描写人的心理过程，但对一种非常贴近生活地面的心理活动却把握得准确而老到……与80年代现代派小说强调人的精神活动、甚至脱离生活处境抽象地描写精神世界，是不一样的；但与9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完全排斥人的精神活动，将精神消融于日常生活琐屑也有所不同。他写出了人的精神的飞翔，但又是一种低姿态的(也就是与生活本相纠葛在一起的)精神活动。”(陈思和)总之，朱文在毫无诗意的日常生活中选取了即使最平淡无奇、但又能给人以惊异的素材，用他直接、尖锐、咄咄逼人的语言，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又一个平淡与神奇、常态与荒诞、轻松与沉实、真实与虚幻相纠缠的故事”，他与主流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不同，力求“穿破生活现象表层，诉求于丰富的可能性与内在的真实性。”朱文的“另类”在于他毫不隐讳地道出了生活中令我们“不齿”却又都彼此心照不宣的真实想法，在《我爱美元》中，他写道：“欢乐从来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只要你有钱，没有的东西都可以为你现做一个”，“所以，我们要尊重钱，它腐蚀我们但不是生来就为了腐蚀我们的，它让我们骄傲但它并不鼓励我们狂妄，它让我们自卑是为了让我们自强，它让我们不知廉耻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本身就是这么不知廉耻。”因为这篇小说写了作为儿子的“我”居然鼓励父亲去嫖妓，甚至最后想叫来自己的女友以献身的方式帮助完成此事的故事，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篇“影响很坏”的小说。令人惊乍的显然不是“父亲”想睡女人，而是儿子对父亲的怂恿，这个“荒唐”的父子故事显然已经超出了普通人的道德范畴，超出并刺伤了读者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性的文学审美观，但我们又不能否认它真实地道出了现代生活中集聚在人精神深处的不安、躁动、分裂与反叛。另类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无非是打破固有叙事模式，或者固有的内容题材，而在精神层面上，朱文为我们叙写的是毫无遮拦的现代平庸人生，毫不留情地剥落披在现代人身上的伪饰，把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暴露出来。这种大胆来自于作家的写作观，朱文曾经表示他不能理解也不能认同路遥的创作方式，他认为写作不需要翻阅资料，所谓厚重的历史感、文学要承载意义这些东西在朱文看来像“稀薄的像空气”，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哪位高人想把绝对价值教给我，我会毫不犹豫地把痰吐在他的脸上，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神经病，疯子，自大狂，我和你无话可说，如果你对我有一定的了解，想劝我学点韬晦，那我会认真地把你的话听完，然后更认真地把你的话忘掉。”正是这种完全与传统文学创作观念相决裂的态度，使得朱文的小说一面被人狠骂，一面又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毫不隐讳地描写人的欲望，将笔探入到敏感的“道德禁区”，用最直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去表达，反对那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皮笑肉不笑的温吞文字。他以庸众中的一员“自居”，但同时又不惜余力地真实呈现了庸众的欲望、所求，在反抗假道学、回避主流话语的创作过程中间，对“庸众”面对外部世界时表现出的无奈、愚昧、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等特性，也闪现出批判的刀锋所划过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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