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毛泽东是针对中国一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而说的。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对沈阳的接收已经接近尾声，而对天津、北平、上海的城市接管工作刚刚展开。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农村的日子伴随着扛枪、分田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5.5亿人口要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网络，新中国的领导人需要适应和面对一系列新问题：为国家的发展制订计划、编制预算、亟待大大提高的生产力、城市中各阶层的新关系，甚至于死灰复燃的官僚主义和随着胜利而来的道德上的问题。

这场“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巨大变革并非毫无征兆和事先计划。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城市命题已经开始进入领导人的视野。当时有着多年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经验的陈云在发言中，格外强调请代表们注意处理好即将面对的财政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了，“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如果没有机器，我们驾驭城市就很困难”。

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毛泽东在“七大”上做结论时说，“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他以自己为例，“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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