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城市的“沈阳经验”为南京的接管者们提供了参考，但刘伯承和南京军管会成员显然还是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和考验。

蒋介石的政府虽然腐败，也不够有效，却在动荡中勉强运转了20年，这段时间被经济学家们普遍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快速成长的时期，这个群体的主要部分分布在以南京、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城市。蒋介石生性多疑，但对城市技术官僚仍抱有某种尊重，拒绝加入党派的精英人物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翁文灏都构成了政府中的一部分。国民党政权解体后，这些林林总总的城市阶层如何对待和处理，关系到新政权的稳定和牢固。

城市的中间力量对新政权仍然充满陌生，共产党对这些人的底细同样捉摸不透，他们并不清楚这些旧政权的组成部分是否能顺利被改造，并有效率地为新政权服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到1949年，共产党干部还不是城市型的，300万国民党旧职员中的绝大部分必须继续用来为新事业而奋斗。

1948年和1949年的交替，预示着一种旧政治制度的结束。蒋介石周围的世界碎裂了，他即使坐在总统府的子超楼里，也能清晰地听得见“破冰”的声音。他的私人秘书和智囊陈布雷在南京的住宅中自杀了。“让我安静些。”在陈布雷的日记后面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已到了灯枯油干的时候了。”他身体虚弱，患有失眠症，心情总是很忧郁，最不能使他忍受的是，他发现自己唯一的女儿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把重要机密送给了共产党。陈布雷感到国民党的失败已是无可避免，并责怪自己没能影响蒋介石的政策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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