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解放上海足足推迟了一个月。集结在上海城外的一部分部队驻扎在震泽（现湖州一带），而华东局机关、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和接管干部在丹阳待命。“总攻发起前，我们每天做的就是学习，包括各种文件和纪律。”曾经担任20军58师172团政委的丁公量回忆说。

长达一个月的“丹阳集训”在历史上绝无仅有。除了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是，人们还在等待装满4亿人民币的40辆美国道奇卡车抵达丹阳——由于渡江之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这批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集中调运到济南，再转运上海的首套人民币和12种样票迟迟未到——一旦进城，它们将成为“另一场战争”的武器。“在各种准备尚未做好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陈毅在1949年4月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他担心仓促进城会让新政权“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

要了解共产党进入上海前的一再谨慎，我们不妨从旧政权在这座城市开展的变革所遭遇的一连串挫败说起。

国民党政权1927年设立之初，上海就是他们要面对的第一场大考。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未竟的“建国计划”的中心点就是在上海建立上海特别市政府。

1927年7月7日，蒋介石在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的就职大会上发表训词说：“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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