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占据市场获得发言权，解决了新政权最紧迫的财政危机，但由此带来通胀的负面效果也显而易见。处理不当，共产党在上海就会陷入和国民政府相似的泥潭中：通过打击投机，来树立新币威信，解决财政困境，结果新币的泛滥急剧扩充了社会上的游资规模，它让更严重的投机卷土重来。

至少从1949年6月银元之战结束后来看，情况并不妙。财政赤字仍然在扩大，而包括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在内的开支也丝毫没有缩减的势头，在没有税收来源的情况下，继续增发货币是唯一出路。据杨仲文统计，从1948年底到1949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元增加到4851亿元，增加了25倍。他说，“中财委当时算了笔账：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1万亿元，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元外，还须发行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须增加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让新政权棘手的地方是，在中财委在上海召开第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之前，人民币的发行是由各大区的中央局掌握的，每区客观上都有多发钞票的冲动。但各大区发出去的票子自己会走路，常常是由新区发行出去又走回老解放区，冲击老区的物价。上海解放后，中央调度能力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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