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区和根据地干部的整合问题产生了不少困难，广州的问题最严重。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说，中国南方的斗争比北方更困难，因为国民党的根基更牢固，南方的阶级关系更复杂。这点在1949年10月以后的广州一再被验证。

当年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光秘书的李祯荪以他长期从事游击战的梅州为例说：“广州曾是国民党最初的首都和黄埔军校所在地，它对周边的辐射力很大，我们这些地方，比如梅州，国民党多、共产党多、华侨多、知识分子多，这四种关系彼此交叉，一些私人关系甚至超越党派和阶级，处理不好随时会带来很多麻烦。”“很多干部相信，挑选叶剑英担任广州地区负责人，是因为他是中央为数不多的广东人之一，过去在广州又有深厚基础，他有能力处理好这四种关系。”

解放初任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的杨应彬回忆说，叶剑英南下时，曾对毛泽东讲过，广东是“水尾田”，庞大的南下队伍大军到了广东就不剩下什么了，但是广东自己有很大的水源，就是当地干部，因此接管广东要充分利用后者。

实际上叶剑英的反映不仅是在使用干部问题上向中央的进言，也是广东既成事实的客观现状。曾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回忆，在广州解放前，广东省三分之一的地方已经建立了民主政权，这些游击队在解放战争期间就与地方群众、士绅关系紧密，同当地人知根知底，因此在南下大军到达广东前，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就地任职，“我们许多干部都留在当地，像开平、台山的县长副县长，都是原来游击队支队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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